首頁 > 信息動態 > 學術前沿

在科學與人文之間:馬林諾夫斯基的現代性人類學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夏季刊       發布時間:2020/7/6 15:26:13

  在人類學界,沒有哪一位人類學家如馬林諾夫斯基那樣被人們一再談起。這不僅因為他樹立了人類學田野調查和民族志撰寫的典范,還因為那本用波蘭語寫就的日記被翻譯發表后,又掀起了學界關于人類學研究倫理討論的軒然大波。后世的研究者們無論是對馬林諾夫斯基的繼承、創新,還是批評、反思,都集中在民族志寫作和田野調查方法上,將重心一直放置在馬林諾夫斯基引領人類學走上科學研究的一端,而忽略了其科學方法背后的價值關懷。事實上,正是馬林諾夫斯基對于人性共鳴的認可才推動其不斷強調參與式觀察的重要性,也恰好由于馬林諾夫斯基始終保持對于人性探索的好奇心,他才在科學外表之內里,有著深厚的人道主義同情,并提筆用日記的形式袒露自我、剖析自我,從而成為引發爭議的后話。本文即通過馬林諾夫斯基所倡導的新人文主義來理解其學術理念,呈現其科學民族志方法背后的價值關懷,重新審視作為現代人類學開拓者的馬林諾夫斯基。

  一、將人文關懷注入科學方法

  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學在英國學術的舞臺上站穩了腳跟!斑M化論被大學普遍接受”,自然科學紛紛建立研究規范,而其方法準則也成為人類學所需要遵循的依據。此前,人類學家的研究所依賴的素材大多數來自傳教士、探險家和殖民者的道聽途說。為了規范學科研究,樹立“科學”的學科形象,早期人類學家開始向“搖椅式”研究發難,以實際行動來開展研究方法的科學探索。

  1888—1898年間,哈登(Alfred Cort Haddon,1855—1940年)發起和組織劍橋大學托雷斯海峽探險,要求參加者遵循科學調查法,按照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出版的《人類學的詢問和記錄》一書(1874年)撰寫民族志,形成具有科學依據的人類學素材。這一探險成為現代人類學意義的田野考察的開端,樹立了英國現代人類學科學地位的里程碑。參與者之一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 1864—1922年)發明了“譜系法”,成為收集親族信息的標準田野方法。其后來撰寫的民族志作品《托達人》(1906年)提出了對人類學方法的要求,認為“人類學當下最需要的是更加精確的方法”。其一篇文章《美國之外的人類學研究》(1913年),還嚴肅地界定了科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成為馬林諾夫斯基在新幾內亞工作的憲章。

  在典型的集中式田野工作中,研究者要花一年或更長時間與人數或達四五百的一個群體生活在一起,并研究他們的生活及文化中的每一個細節。在研究中,他要結識這一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他不能滿足于被普遍化了的信息,而是要在掌握當地語言的基礎上通過具體細節研究生活和習俗的每一個特點。只有通過這樣的工作,他才能對知識的廣博有完全的認識。即使在文化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那些地方,這樣廣博的知識也正在等待著探究者的到來。

  《人類學的詢問與記錄》一書就是這種意義上的“科學”。起初,馬林諾夫斯基確實帶著這種信念和《人類學的詢問與記錄》第四版來到新幾內亞地區,不過他逐漸意識到,“在田野中,人類學家必須面對混亂紛雜的事實,它們中的一些如此細小,顯得無足輕重,其他一些又如此巨大,以至于泛泛一眼根本無法將其盡收眼底,然而在這種原初的形式下,它們根本就不是科學事實”。這一脫離理論就不能談論事實的思想,也出現在他的那本始于1917年11月10日的日記中:“一本日記就是一部能被觀察者完全接觸到的諸事件的歷史,但是寫日記要求具有深厚的知識與全面的訓練……我們不能談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理論創造了事實!

  受塞利格曼(Charles Gabriel Seligmann)之邀,馬林諾夫斯基在為《皇家人類學會學報》撰寫的《巴羅馬:特羅布里恩德群島上的亡靈》一文中,批判性地反思了所謂“科學方法”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將一大堆“事實按其被發現時的樣子原封不動地裹在毯子里”,然后將它們帶回,供家里的學生們根據它們進行推論并在它們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論架構。這種程序是“非常不可能的”,因為“排序、分類和解釋需要在田野中根據土著人社會生活的有機整體來進行”。通過參與觀察,馬林諾夫斯基諳熟了特羅布里恩德島人的善變,這是馬林諾夫斯基通過理論來理解原始社會的一個重要支撐!拔幕闹贫韧鯂肋h都在不斷地被為自由而掙扎的個體所顛覆與買通”。文化并非同質的,在規則和沖動之間、結構與情感之間總會存在沖突。社會永遠都在向其自身妥協以適應其內部爭斗!霸忌鐣⒎且粋連貫一致的,合乎邏輯的規劃結果,而是一個由相互沖突著的各種原則翻騰混合而成的合成物!1918年,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里恩德島寫了一封給塞利格曼夫人的信,他在信中表達了與里弗斯不同的學術抱負:“事實上,自從開始做田野工作以來,我對里弗斯就有了遠超過以前的理解和欣賞。不過我也十分清楚他的局限,而且他的思想也并不讓我感到那么心有靈犀!麑κ聦嵄旧淼淖非蠖噙^了對事實之哲學意義的追求!

  這種永不滿足單純的田野記錄,始終將人文關懷灌注其中的熱情,與馬林諾夫斯基年輕時所受的熏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青年時期,馬林諾夫斯基深浸于格拉科夫的波蘭現代思潮中。這一思潮起初的形成受到歐洲其他國家現代文化運動的影響,主要反對庸俗實證主義,主張新浪漫主義,表現載體為文學、音樂、美術等藝術手段,形成了包含諸多因素的現代派思潮,如自然浪漫主義、個人主義、尼采超人哲學及天才崇拜、人文主義及波蘭愛國主義等等。波蘭的現代思潮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延續至1915年,持續了25年,馬林諾夫斯基“常在這些圈子里打轉”,他的一些密友和熟悉的年長者也成為這一思潮中的中堅力量。這種現代主義思想環境,有助于形塑他的審美情趣和文學風格。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明確地表述過其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波蘭現代思潮對他思想方面的塑造,年輕的馬林諾夫斯基將這一思潮中的觀點奉為圣經,在其后半生以這些觀點指導其所思所想。

  漫長的田野調查,使馬林諾夫斯基有充足的時間去思考作為津梁的科學方法所通往的彼岸在何處。青少年時代深浸于格拉科夫波蘭現代思潮的馬林諾夫斯基始終有著一個主題——探求人性,其風格也保持著現代思潮一以貫之的浪漫味道,而異文化田野工作則成為他借助科學通曉人性的最佳方式。人類學的工作讓馬林諾夫斯基認識到:“研究制度、習俗和信條,或是研究行為和心理,而不理會這些人賴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這在我看來,將失去我們在人的研究中可望獲得的最大報償!泵褡逯尽柏S富和深化我們的世界觀,了解我們的本性,并使它在智慧上和藝術上更為細致,拓展眼光……最終達到蘇格拉底那樣認識自己的智慧”。

  在相繼完成《邁魯島》(1915年)和《巴羅馬》(1916年)之后,馬林諾夫斯基實現了其民族志方法的抱負,他轉而去思考人類學的學科使命,哲學而非方法占用了他田野工作后半期的主要精力。在1917年11月的日記中,馬林諾夫斯基表述了其民族志工作最深層次的內核,他回應了自己開始創作日記的目的:“去發現當地人最為主要的沖動,他們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备鶕@個目的做的結果是,“我們常常會被自己的遭遇所困擾,我們自己的核心又是什么?”向異文化出發,最終回歸于對自身的拷問。就如斯托金(GeorgeW.Stocking)指出的那樣,獨自處于黑暗之中,馬林諾夫斯基開始挖掘內心中最為黑暗的一面,遭遇到所有男性都會在身處制度中遭遇到的困境!艾F在我經常有存在的感覺,在意識的底部”思想生命的心理基礎的感覺,后者依賴于身體而產生,每一種思想都無力地以超自然的形態流動,在有機體內艱難地形成。這一過程的累積最終呈現為一次頓悟,新人文主義成為承載其探索人性、關切人類命運、思考學科未來走向何處的最終載體。

  1918年4月,已經接近調查尾聲的馬林諾夫斯基仍在基里維納島徘徊,連續幾天的悶熱潮濕,使馬林諾夫斯基陷入沉思的狀態。有一天(4月14日),馬林諾夫斯基步行至一個風景如畫的內陸村莊考拉卡,思考著人類學的學科使命,他構想出“新人文主義”(NewHumanism)這一概念,明確了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活的人、活的語言和活的事實”,應該從民族志主要對現存社會的研究,而不是從考古學、歷史等或灰塵和死亡中獲得靈感。

  一周后(4月21日),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中記錄了其給未婚妻埃爾茜的信。在信中,馬林諾夫斯基詳細闡述了他關于新人文主義的思考。他說:“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出現了一個觀念,似乎有種受洗的凈化感——‘新人文主義’!瘪R林諾夫斯基受到其未婚妻在信中敘述的一個故事的啟發,確定了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我的想法得到轉變,我認為僅僅是科學遠遠不能滿足……其次,我們(人類學家)重點研究死去的語言及人骨和固定在大理石臺面上的遺物是不對的,我們必須在哲學上做一個先鋒者,探索一個如何審視生命的科學,如何圍繞生命和社會的主題來支撐我們的思想。我們社會科學的同僚們,我們應該通過民族志,或者在研究活的社會中尋找靈感,而不是通過考古學、歷史或灰塵和死亡。

  隨后,在返回英格蘭的途中,他開始構擬一個更廣泛的、充當公共角色的人類學,一種建立在社會學基礎上的新人文主義;氐絺惗刂,馬林諾夫斯基將他的思想作進一步系統的整理。保存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馬林諾夫斯基手稿中,有兩份臨時編號分別為411a和103的手稿。前者以“作為新人文主義的人類學”為題目,是初稿,上面有很多漫不經心地涂涂改改的痕跡;后者的題目為“新人文主義與社會維度”,為定稿。這兩份手稿的寫作時間推定為1920年前后,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寫作之前。后來,基于這兩份手稿,馬林諾夫斯基撰寫了《民族學與社會研究》(Ethnology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在1921年秋季上課后,發表于《經濟學》(Economics)雜志。

  文章中,馬林諾夫斯基反思了自法國大革命、美國內戰到20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類面臨的各種災難,而殖民擴張所帶來的白人和黑人的沖突已經可以預見,甚至還對未來造成人類災難的原因作了準確的預測,這個原因即人們不能容忍文化多樣性導致的文化群體之間的沖突。他回顧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當時的人們運用古代文字重新發現了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之根,啟迪了人們對自我價值的承認以及對命定神意的反思。順著這個思路,20世紀初期的人類學,也同樣運用著異文化的語言,去發現與歐洲文化并存的其他人類社會,來啟發人們在普遍意義上思考人類的本質,將垂死的人文主義從古希臘、古羅馬的歷史傳承中拯救出來,賦予新的生命。

  讓我們尊重彼此的文化,使我們變得彼此平等,而整個的過程仍舊無疑地沒有調整,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增長之痛,人文主義會幫助我們建立愉快、和諧的存在,讓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和棕種人之間建立起豐富而彼此尊重的兄弟情誼,在完美的平等概念下達到融合。

  基于學科視角,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人類學民族志撰寫能夠為人類社會的普遍理論提供第一手資料,幫助人類建立對自身本質和歷史的深層次把握,有助于人們形成更理智的態度及更好的思維方式,承擔起新人文主義的價值實踐,是“一個從更為廣泛的視角審視人類社會和本質的哲學,現代社會科學和歷史科學均能從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中尋找更多的靈感和幫助”。

  二、溝通人文與科學的歐洲新人文主義

  馬林諾夫斯基的新人文主義思考與整個歐洲思想界遙相呼應,共同來自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反省和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洗禮,整個歐洲都陷入到對現代性的反思之中。這種反思既對19世紀以來的浪漫主義、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現代主義等思想遺產有所繼承,又反省浪漫主義、個人主義所產生的虛無、極端、情感泛濫,反省現代主義、科學主義所帶來的“毫無管束、專務物質,唯目的是從”,這兩種偏向都使人類走向災難。

  回到英國之后,馬林諾夫斯基在學術界與當時持有同樣思想的學者們碰撞,不斷將其新人文主義主張系統化,與其交流的人物中,包括新人文主義思潮的重量級人物——朱利安·索雷爾·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年)。根據弗斯(R.Firth)的記錄,赫胥黎在倫敦人類學學會講座期間,與馬林諾夫斯基就作為自然選擇一部分的性選擇進行了面對面的討論,他們形成了思想上的默契。雖然赫胥黎在當時是一個生物學家,但是他最重要的貢獻并不在基因進化學說,而是在文化領域。在其祖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的影響下,赫胥黎推動了一種進化論的人文主義學派,就如哈琴(Pat Duffy Hutcheon)所說的,赫胥黎也許是第一位認識到人類社會和文化現實與因果關系的進化主義學者。在《知識、道德和宿命論》(1957年)中,他說道,未來,文化而非生物因素是決定進化論的方向。他將人類的文化看作決定性的唯一要素,文化使生命能夠超越生命,使除了外在基因染色體的第二類機制能夠持續或改變。運用經驗積累的人類用文化作用于自然,更加迅速地提升技術,改變和調適著外在環境。并且,整合各個學科,加深人類對自我的認知,并使人類的知識和認知普遍化。赫胥黎提出了與馬林諾夫斯基功能主義極其相似的主張,即“人類必須在能夠進行自我滿足的意識系統內重新整合他的生命。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他必須詳細調查他能夠獲得的所有內部的和外部的資源,界定自我的目標和位置,并對其未來有詳實的規劃”。

  在《一位生物學家的散文》(1923年)中,赫胥黎的中心論點是生物科學可以成為新宗教的基礎。他說:“大多數人都和過去一樣,對可能性視而不見,他們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各種抽象的概念。他們認為,只要將這些概念——命運、上帝、法則、不朽的正義等等——用大寫的字母拼寫出來,它們就可以承擔他們的責任。而事實上,人們需要的是一種建設性的觀念,因為需要建設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社會以及人類未來的可能!倍诒緛硪庥麨椤翱茖W的人文主義短論”,后以“我大膽所思——現代科學對人類行為和信仰的挑戰”為題目的書中,赫胥黎將科學的人文主義概括為一句話——“取得生活,更豐富地取得生活!边@句話包含以下含義:第一,價值僅僅來源于人類活動;第二,人類活動時精神和物質交互作用;第三,人類活動創造了經驗、目的和概念;第四,應把人類活動視為一個整體;第五,整體高于其中任何一個部分。

  除此之外,德國的施密特-薩洛姆(Michael Schimdt-Salomon),美國的布洛克曼(JohnBrockman),英國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奧地利的馬赫(Ernst Mach,1838—1916年),美國的薩頓(George·Sarton,1884—1956年)、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等與馬林諾夫斯基同一時代的思想家都在新人文主義立場上提出了各自的主張。他們以尊重古典人文主義為基礎,重新探尋“保障個體的自利以及將由個體們所創造的機制控制在更為人道的軌道上”,“為人類生活狀態的人性化作出貢獻”。這種人文主義推崇理性至上,倚重科學的實證性,主張將與人類科學相關的各個學科整合,打通人文與自然科學的隔閡,實現對人類心靈和本質的規律性把握,關注公共事務,希望通過通才教育,鍛造人們克制、理性、自省和完善自我的能力。

  與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時期人文主義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人文主義回應中世紀神學至上對人性的壓抑,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藝經典中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將人從神學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尊重人性和自由;而新人文主義則回應科學至上的工具理性,割裂了人對于自我的尋找,人變成了技術的奴仆,而現代政治中科層體制與權力鐵籠封閉了人與人溝通的可能。新人文主義主張價值理性的科學、服務于人本身的科學,人通過科學知識來探討關于自我的本質,實現多元文化之間的溝通,完善自我,科學幫助人類實現更高意義上的自由。新人文主義者肯定科學的價值,將人文與科學統合到人文主義之中,使歷史的精神與科學的精神融合,使生命與知識融合,使美與真融合。新人文主義通過實證研究,拓展人類的知識,以科學的方式印證人類發展的客觀軌跡,增加我們對于人類的深度理解。作為精神進步的一個重大進展,就是人類從環境中脫離出來,愈加獨立。許多以往看來非常致命、威脅上千萬人生命的障礙,也能夠通過知識的進步而得到掃除。每個人的快樂和幸福都依賴于自己的深思和自己內在的知識。

  在政治主張上,新人文主義者對西方殖民制度多有反思和批判。雖然在巴布亞期間,馬林諾夫斯基并沒有明確地反對過殖民統治,但是他經常批評一些巴布亞殖民者的做法。帶著濃重的自由主義傾向,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中寫道:

  我思考過很多反對傳教活動的論點,而且在考慮發起一個切實有效的反傳教運動。論點是:這些人破壞了土著人快樂的生活,他們破壞了當地人的心理動因。他們所返還的東西完全不能被野蠻人所理解。他們一味無情地破壞老的東西并創造新的需求,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毫無疑問,他們是有害的。

  與同時代學者不同的是,馬林諾夫斯基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帶有更多來自田野的切身體悟和與土著人的共鳴,他的經歷無可替代地為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增添了感性的因素。雖然馬林諾夫斯基遠離戰場,但是母親、親屬與摯友們離去,痛徹心扉與無能為力交織在一起,使他備受生離死別的折磨,這種情緒讓他在田野工作中與土著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在奧布拉庫,馬林諾夫斯基親歷了一位名叫因內科雅的年輕婦女瀕死的場景,目睹了她丈夫與她的纏綿哀痛。他說:“這個場面中純粹人性的層面強烈地吸引了我,遠超過其民族學研究的層面!绷璩,馬林諾夫斯基去探望了因內科雅的尸體。他說:“不知所措,我所有的絕望,在那么多的戰爭殺戮之后,都懸在這座悲慘的美拉尼西亞茅舍之上!边@種人類之間情感的呼應與共鳴讓馬林諾夫斯基更加直觀地思考關于人性的話題,并通過自己珍愛的學科來思考人類命運的宏大使命。

  三、新人文主義的人類學研究方法

 。ㄒ唬┨剿鳌安豢蓽y度”面向的人類學方法

  當同時代的人類學家還在試圖用問卷、圖表等研究工具盡可能地呈現土著人的文化構架和社會構造,熱衷于“具體證據統計文獻法”(the methods of statistic documentation by concrete evidence)時,馬林諾夫斯基意識到這種“調查工作”雖能夠構造出一副精致的骨架,卻缺少血肉!霸谶@框架內部,我們感受不到或想象不到人的生活,以及在節慶或某些獨特事變中偶發的興奮!薄斑@種格外的精確與真實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真實的生活從未死板地依附于任何原則!瘪R林諾夫斯基更為著意“實際生活的不可測度”(theinponderabilia of actual life)。他“居住在村落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風俗、慶典和交易”,看到土著人賴以為生的信仰,或者參與土著人的游戲,跟著他們串門和散步,坐下來傾聽他們的交談,記錄下土著人的觀點、意見與說法,并領會其作為社區成員的思想及情感體驗。

  1915年3月,完成在邁魯島的田野工作后,馬林諾夫斯基在阿德萊德進行民族志寫作,整理來自田野調查的材料,形成《邁魯》。與田野工作一樣,馬林諾夫斯基在第一次撰寫民族志的過程中,也體現了他的探索精神和創造性。作為民族志作者,他并沒有夸大自己的權威性,反而總是坦誠地承認他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一絲不茍地告知自己的讀者,哪些事件是自己親身經歷的,哪些不是。在《邁魯》中,讀者能看到作者生動的觀察,當地人的評論和研究者自身經歷的逸事,以及理論的旁白,其精彩之處都超出了《人類學的詢問和記錄》上條目限制的內容。為了盡快寫出所有東西,他不得不將日記、田野筆記和正式的出版文本并列地放置在一起。日記部分充滿文學性,處處流露出馬林諾夫斯基對自我的剖析,呈現調查者角色,形成了具有實驗性的文體。

  民族志文體的探索精神更好地體現在其后創作的《巴羅馬》中。塞利格曼指定馬林諾夫斯基為《皇家人類學學會學報》撰寫一篇關注喪葬活動的“一般社會學”文章,但馬林諾夫斯基在其中體現出的方法論自覺和民族志撰寫的先鋒性,都使其成為歷史性的基礎文本,成為第一部真正的現代民族學專著,是一場輝煌的展演。

  “巴羅馬”(Baloma)是特羅布里恩德島人的祖先靈魂,是島民建構信仰的核心概念,普遍存在于喪葬儀式、重生信念、神話和巫咒中。在米拉馬拉“萬靈日”豐收節上,也能夠發現巴羅馬的蹤影。馬林諾夫斯基采用了多聲部呈現民族志材料的方法,讓他的信息人面對同一主題的問題給出自己的解釋,并向他們展示他們所聲稱的信仰中存在的種種矛盾,再通過反復詰問挑戰信息人的陳述。馬林諾夫斯基憑借對同一文化內部主題的集中呈現,將研究集中在文化內部的信仰上,而推翻了以往尤其是以弗雷澤《金枝》為代表的,將來自不同文化的材料簡單并置而形成的粗糙的人類學假設。

  在行文中,馬林諾夫斯基不斷穿插一些來自參與觀察的逸事,使文本變得生動起來,他的表述在場感非常強烈。他不斷讓讀者意識到,作者從來沒有將自己抽離出當地人的生活場景作鳥瞰式的全景觀察,而是圍繞著對某一問題的思考對當地人進行認知上的探問!栋土_馬》通篇沒有實證主義者常用的被動語態,馬林諾夫斯基用文本讓讀者明白,精密的觀察是優秀民族志的必要基礎,與此同時,作為觀察者的人類學家也與研究對象具有共同的人性。

  在對當地人信仰的研究中,馬林諾夫斯基有些傷腦筋,因為他并沒有發現當地人信仰的本質性內容,他反而發現涂爾干關于集體靈魂的推斷站不住腳,因為“在田野里……人們必須研究處理集合在一起的眾多個體靈魂,這些方法與理論概括必須在考慮到這種多樣性的基礎上進行特殊設計。對一種集體意識的假象,對民族志觀察者來說是難有成果,毫無用處的”。他用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實際經驗發現,“社會觀念或信條”與“神學或關于信條的解釋”不同,前者包括鑲嵌于傳統習俗、制度、巫術-宗教性中的準則、儀式與神話,它們引發情感反應并在行動中得到表達;后者包括三種類型的解釋:專業人士的意見,大多數村民所持有的流行的或公開的意見,最后是個人的獨特思維。

  馬林諾夫斯基發現的是特羅布里恩德島人的人性,在他們的社會中,存在著人類社會普遍具有的特點,即復雜!霸忌鐣⒎且粋連貫一致的、合乎邏輯的規劃結果,而是一個由相互沖突著的各種原則翻騰混合而成的合成物!逼渲,人們具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點,“說一套、做一套”,習俗從意識形態上來講并不是鐵板一塊。馬林諾夫斯基在民族志中呈現人類人性的多變,展示人們嘲弄規則的沖動!拔幕闹贫韧鯂肋h都在不斷地被為自由而掙扎的個體所顛覆與買通!幕⒎峭|的,在規則和沖動之間,結構與情感之間總會存在沖突。社會永遠都在向其自身妥協以適應其內部爭斗!

  而對于不可測度的呈現,還包括了對美的描摹。作為曾經浸淫于波蘭現代派運動的寵兒,馬林諾夫斯基常常將自己的現代精神透過美表達出來。馬林諾夫斯基雖然并不是一個詩人,但是他確實是一個擁有審美能力的人文主義科學家,他對周圍環境有高度的意識。從民族志到日記,馬林諾夫斯基無處不體現出對美的細致描摹,以及對土著人情感的細膩揣摩。他的日記里充滿了畫家般的描寫,各種關于快樂的表達躍然于紙面。小島與弗格森紫色的高山形成對比,大海、天空、巖石和叢林的韻律使他狂喜,他感到音樂和海景的默契合奏。當然,這種僅僅停留于感官的審美體驗并不足以說明馬林諾夫斯基對于深層次美的探尋,他要求自己經常保持進行精神交流的狀態,擁有“干凈的心靈”,能夠為本質上的整合和思想上的勝利而達到涅槃般的滿足。

  與其他人類學家不同的是,馬林諾夫斯基由于長期身處田野,進入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常常體會那種超脫心靈的超脫、涅槃式的、純凈的和諧之美。有天傍晚,他看到了日落時分泛起漣漪的海面上的金銀色彩。他是如此迷醉在阿姆弗萊特景色的榮耀里,他總能有所體悟,在改變意識的瞬間他看到了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躍出這個世界的外觀。這是一種超越于具體客體、接近于“本質”真實的體驗,引發了他對世界的終極思考。

 。ǘ╅_啟現代語言學的“情景語境”研究

  馬林諾夫斯基幼年時就具有極高的語言天賦,在田野調查期間,他與當地人互動對話,并掌握和使用他們的慣用語,“直到說出來的話好似出自一個當地人之口”。馬林諾夫斯基十分倚重語言在人類學研究領域的作用。1932年,他教導自己的學生一定要掌握無文字社會人們的語言,因為“田野研究的成功有四分之三需要依賴對語言的正確態度與學習”,“不懂語言就沒法深入!”在梳理語言重要性的過程中,馬林諾夫斯基指出: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相互影響的,若是把它們中的一小部分切割開來看,會導致整體的破碎,語言在這方面也不例外。他說:在特羅布里恩德島期間,“每當土著人所說的涉及一個十分重要的意念,一個獨特的思想、相當完整的想法,或者特別含糊、意義不清的語詞時,我便趕忙原樣記下。很多文本,除了它們在語言學方面的重要性之外,還可作為體現土著觀念的,沒有外來雜質的文件看待”。但是,這作為文本的語言還無法直接理解和使用,因為“它的形式十分濃縮,全無聯系,幾近電報,但我們要記住,無論這些文本怎樣重要,它都不是民族志研究者唯一的信息來源”。馬林諾夫斯基提出:“研究者要在土著生活的語境中去了解它,另一方面,對語言表達方式有更深的了解和更多的掌握,使這語言對不只認識它,而且使用它的人更有意義!边@種將語言放置于情境中加以理解的思想開啟了20世紀30年代倫敦語言學派的研究思路。

  語言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對象,特別是當我們想要理解一個部落的社會心理即他們的思維方式時,因為這受到他們特有文化的支配。至此,馬林諾夫斯基具有啟發性地指出,他并不是研究語言,而是去研究語言背后的意義,即研究語義,這是傳統語言學中所缺乏的!爸挥性谡Z義的發展過程中……民族志學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幫助!倍@種將語言研究與言語研究區分開來,通過語言了解人類世界觀的看法比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早提出了二十多年。馬林諾夫斯基關注基里維納語言的特征,即詞語分類和量化名詞的使用,“分類”“構成成分”或“分類粒子”從語法上定義了說話者指稱對象的實體。分類為特羅布里恩德島民的世界觀提供了線索,“他們創造了語義的范疇,比如說人、動物、書和木質的東西、山藥、身體部位、數字、火、時間、質量、形狀、器具、服裝和裝飾品,還有儀式用品”。這些分類使知覺被有序地呈現出來,他發現了分類的實用性,有差別的功能為經濟思想的建構提供幫助,而那是全人類的心靈所需要的。

  四、結語

  1914年11月8日,在邁魯島停留了兩個月的馬林諾夫斯基迎來了到訪的哈登一行。哈登的目的是要搜集大洋洲地區獨木舟制作的資料,隨行的還有他的女兒,她的目的在于搜集“翻線游戲”。他們只停留了幾天,但是這次相逢有著兩個時代人類學交替的隱喻!胺游戲與家戶調查相對,獨木舟的相關技術與交易的經濟學相對,總之,是哈登的巡回游走式調查與馬林諾夫斯基停留在一地深挖的方法論熱情之間的對立!币运鸭牧蠟槟康牡呐f式人類學無力擔負以民族志來挖掘復雜人性,關照人性普同價值觀的使命。馬林諾夫斯基通過人類學呼應了20世紀初那場試圖通過新人文主義思想解救人類困境的思想浪潮,而人類學也通過馬林諾夫斯基進入到了貫通人文與科學的現代學科平臺。如果說,我們可以將田野工作的開創性貢獻歸屬于哈登帶領的托雷斯海峽探險團隊的話,那么現代人類學的開創者仍然非馬林諾夫斯基莫屬。

  如果僅僅根據成名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來評價馬林諾夫斯基的學術貢獻,那么他可能僅僅是一位成功的民族志作家,一位田野工作方法的開創者。他將人類學的學科價值放置于新人文主義的思想脈絡中,同時又通過嚴謹的科學實踐支撐著人類學不斷幫助人們走向對異文化的理解,走向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將人類學帶出了工具人類學的局限,使人類學不僅是一種在自己的話題領域進行研究的科學,而且有對于文化進行科學研究的責任,借助于理論展開對人類文化的更深層次理解。馬林諾夫斯基的人類學研究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他一方面承接人類學模仿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范式,一方面又通過自己的人文關懷開啟了人類學關注原始人的宗教觀、價值觀,通過闡釋來理解人性復雜及其共同性的人文主義范式。正如吳文藻引介馬林諾夫斯基作品時指出的,馬林諾夫斯基賦予民族志撰述以思想價值,他的民族志描述細致入微,總是充滿著現實和思想關懷。

  馬林諾夫斯基培養出英國人類學三杰——弗斯(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其中弗斯承繼馬林諾夫斯基的語言學研究,成為倫敦語言學派的奠基者,在語境語義學方面貢獻卓著。埃文斯-普里查德推動了人類學的人文主義轉向,將歷史維度納入人類學研究。利奇則將結構視角納入人類學的分析框架,開創了英國新結構主義學派。雖然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擯棄了切片式的功能主義,但新人文主義所凝聚起來的對人性探知的熱情,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以及對科學方法的不懈堅持,則在后續的學人中代代傳續。而馬林諾夫斯基在民族志撰寫中大膽注入主體性視角,呈現人性中不可測度的情感張力,在田野的“懸置”過程中,與土著人發生情感的共鳴等做法,則在面對后現代主義人類學如象征學派、符號主義、闡釋主義等的作品時,仍不過時。也許是因為人文主義價值的永恒性,馬林諾夫斯基在這個層面也應該是永遠談不盡的話題。

广东快乐10分一定牛